把坐落于通州地区的宋庄画家聚集地冠以“北京郊区”时，我便不由得萌生出外地青年奔赴京城的冲动；仅仅是为了在远郊毗邻河北之地的乡村安居乐业？答案肯定不是惟一的。否则，一个地方的学校或者文化单位与装饰公司的办公桌前，更适合于他们世俗化的生存。所以,我更愿意写下以流经此地的潮白河为文字称谓的“潮白河北”。因为在潮白河的北方，才是文化政治的中心，才是横跨十里的长安大街与都市文明。尽管我的措辞只是一个恣意的妄言，一声近似于“岁岁平安”式的自慰。
    三年前，有幸替一位有志于拍摄宋庄的摄影家问询过不止三十多位艺术家：“为什么要来宋庄？”我认真地记下这些人的回答，多么无畏和矫情，现在我再也不敢公布出那些声音。
公元2004年的春，听说一位画家开始绘制“宋庄一百零八将”的作品，另一位画家也在展开以最早入住宋庄小堡村的十六个艺术家肖像为素材的作品；这一年夏天，通州区政府在京沈高速路面的出口，耸立起一块“欢迎进入宋庄——中国当代艺术的基地”的广告牌子。
    有关宋庄的雏形，普遍的说法是，1994年开始有从圆明园等处的艺术家，陆续迁居到北京郊区的小堡村，和它周围的几个村落。十年来，艺术家聚集的范围逐渐延伸至通州地区的滨河、武夷小区，以及临界河北的燕郊一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人数大概是四百多位艺术家，而一位颇有人事的熟人，从治安部门得来的统计是一千多名。
    小堡村里最早入住的十多位艺术家大多还生活于此。
昔日周边麦田的乡村，十年后建设了数里长的厂区、商店和饭馆，气象一片蒸蒸日上。村口商业街不断增加的美术材料店和画廊，自然是为画家们准备的；进到饭馆，城里来的对文化有幻想的女记者或者女青年，开车来的白领和口气大得吓人的暴发户们（他们是不会买画的），还是能够分清酒桌上吃饭的人是画家还是民工。
    村里农村青年也留起长发和辫子，颇有些艺术气质；错认人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听说，像北村、苏舒菲、麦子、魏猛这样的作家、诗人、音乐人也进到了周边几个村子，相信有名无名的都糊里糊涂地做过一回乡下人。
    画家中最有威信的一直是栗宪庭先生，他和家人就常年生活在小堡村北街的125号。宋庄声名鹊起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常会看到拜访者冒冒失失地扎进他的农家小院。
    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都是栗先生鼎力推介的结果。“玩世主义”的代表画家方力钧、刘炜至今还生活在小堡村里；随后以徐一晖、杨卫、罗氏兄弟等人代表的“艳俗艺术”也成就于此，尽管他们后来迁移而走向不同领域，但足以证明宋庄在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
    这些注定进入历史的艺术家，多年来频频出现于一些重要的国际大展，成功的神话吸引了大量画家进驻宋庄。每天，几乎都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寻访者带着各种心态踏入不同的画室；人们蜻蜓点水地交流，如果没有熟悉的朋友引见，其实，即便是身居其间的同行，也是很难体会到他们想知道的。
今天的宋庄颇有些今非昔比的感触，当然旁人见证的是：人一天比一天多，房价一天比一天涨，展览一天比一天多。
    作为群体符号的村落,扎堆的艺术家们自然少不了聚会。夜晚，在周围几家艺术家开的餐馆的墙壁，不光会目睹到一班人陈列的作品和展览资讯，可能还要遇见许多名堂的大会餐。这是些自己找乐的人们。譬如，一次厨艺大赛，一次玩笑式的节日晚会，一家酒楼的开业酬宾，一家文化公司资助的歌曲表演，一个女性节日的自助餐，一次集体或者个展后的庆贺。
    画家是这样子开始他们的聚众：首先是夜幕降临，没事干的约有事情忙的，先喝着的给没有见到的打电话，接着有意外的客人出现，接着喝酒、说段子，可能还要有人增加，最后是要高声歌唱；如果无伤大雅，某些人之间再出现一场小小的争执会更叫人难忘；有家投其所好的酒馆还搁置了电子器乐。老前辈冯国栋先生怀旧而浑厚的歌喉与作风，被喻为“宋庄的老哈萨克”；东北来的苗壮，一口气可唱完《沙家浜》所有的精彩片段；张建俊质朴的大秦之腔，逐渐成为画家集体聚会时必不可少的节目；常常酒桌上会掀起一阵子高潮，那是郑东升的嗓音和深沉迷人的做派。
    栗宪庭的面孔多数时候要出现在现场，无忧无虑的是他五岁的小扣子。某回，在栗老师家聚餐的间隙，酒酣的朋友带着深情自弹自唱 ；歌声里，我拨通熟悉的号码，希望电话那边久违的姑娘聆听“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女艺术家一直是外人好奇的话题。去年，我们在饭桌结识一位要资助画家的，据说是中国最大的什么什么商人（原谅我记不住那种字母组成的称呼）。他后来一定要资助女画家，去参观座位上女画家的画室；结果，这个带着随从开着大车的傻傻，以消费的形式，资助了村里开饭馆的大妈。
     女艺术家中有名的应该是廖雯。由于是栗宪庭夫人的身份，很容易使人把视线投向栗先生的成就；其实,读过她《女性艺术—女性主义作为方式》一书的人，都会相信她是中国最棒的女性批评家。她最近的《好女孩不再有》，听名字就有些廖氏的咄咄逼人之气，此书是以她自己访谈的形式，介绍当代重要的美国女性艺术家。
    在宋庄，还有一些像李大鹏，鹿林，刘国强等使人暂时无法归类的画家。这些很早就在各类书籍上见到的名字，居然和我生活在一起；有时在一张桌吃饭，真是如堕烟海；这就是戏剧和缘分的宋庄日子。画家们的展览上，能看到许多时不常见的同志；和大社会的酒桌同样，交际成了看展览的重要目的。
日子闲散起来，就有人聚在一起，品茶、赌牌、玩麻将、下棋。我在一家新疆风味饭馆看见，喧哗声中，几位老资历的画家在一旁聚精会神玩一副四人大战的陆战棋，完全旁若无人。有个故事说，某某仁兄嗜赌，几年下来，比画的成绩喜人；“赌场得意，情场失意”，估计他的家庭生活快要玩完了。
    这是二零开头记年的时代，宋庄的日子真有些闲散了，流水的营盘，流水的人来人往。
    2004年，我印象深的是评论家杨卫的文章《乡村的失落》，和栗老师春节门檐上“春色难测”的楹联。十年光阴，我们这些晚来的客人也能感到宋庄的寂静。
    在远去了令人神往的宋庄之后，还会有敏捷延伸的触角吗？新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会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代表吗？我愿意为人们写出这些朋友的名字。
    张鉴墙，是最早进入宋庄的画家里年龄最小的。“来到了宋庄，我才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记得这是没有认识前，我最早见到他的一段话；而我知道他是因为一本《江苏画刊》，之前的画风给他赢过一次全国的大奖。用十年目睹了昔日太多同伴的荣辱，经验使他愿意放弃能够商业获益的早期风格。
    幸运的2001年，他开始以地球仪为材料的一系列作品，给他两年后赢得了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展览。《人面桃花》巧妙地延伸了有关伤痛与粉饰的因素；通过对现成品篡改的大量重复，与架上绘画组合；演化着弹痕的中国牡丹，和腐蚀的地球仪营造出展厅空间迷人而悚然的气氛。现在，张鉴墙的《过眼云烟》和《宋庄风物》更集中了艺术社会性的功能和对美术现象的敏感，表达出艺术家对周遭司空见惯之物的个人态度；苛刻的脾气在无论或者单调或者纷杂的画面，散发的都是毫不妥协的性情。这是为“在人文和艺术史的双重语境中寻求价值支点”（栗宪庭语）的努力；在消费社会以“商业”和“名人”，驯化着先锋文化的颠覆与进步的年代，我喜欢作品里这种通过改变人们的知觉，而影响社会和文化的“无能的力量”。
    年轻几岁的张海涛温和而卓见，但同样要经过宋庄几年艺术和生活的洗礼。记得，几年前，村里的画家接“单子”画，只有他又快又好地讨老板喜欢，有多少拿画笔的手趁此就达到了方便实惠的目的。
    这个被称为“剪刀手”的“辛店的心”的艺术家，作品一路从拼贴印刷品转到数码媒体等新形式。最近几年，他不断地谋划不同类型的展览；越来越多甚至包括外面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都愿意和他合作。其间，他组织《中国权冲艺术》和《暧昧.昧暧》的展览，集中了“栗宪庭时代”的艺术风格和国际艺术样式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权冲”的权宜之计充满了智慧的矛盾和无奈，“暧昧”更是不知所措地索性方式——就这么吧。我知道的情况是，通过这些活动使张海涛同学正成为宋庄新人的中心。
    我愿意说出名字的两位朋友，对艺术还存有截然不同的思路，对标准却带着敏锐的相似。他们都曾多次给我谈起，近年来宋庄的诸多艺术的无序和价值丧失。
    实验成为招摇，汽车和房子成了艺术的标准。宋庄正成为风格艺术确立牌坊的场所，他们对九十年代成功艺术家的特征追风（而非学习）；对西方诸如后表现，抽象，涂鸦等某些样式的翻版（而非经验式的借鉴）；对装饰意味津津乐道和学院艺术的粗加工（他们没有能力）或者细加工（这些人大脑不止是顽固）；将传统图式或者正风行的艺术语素进行的拼凑（他们知道迎合的好处并且干得天衣无缝）。
    像这样方式的人在宋庄并不少，他们有不错的天资，来自不同的背景。之所以选择宋庄都是相中它多年积淀起来的环境。我画，我画，我再画，画更多的作品；参加更多的展览；结识更多的伙伴；他们偶尔也要对比环境适当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调整，但他们可能不会也不愿意脱胎换骨；这样离目标更近。种种这些献身于各种展览的艺术，以新样式的面目为号，无论在居心叵测还是对宋庄怀有希望的人心中，他们正昭示着一幕一目了然的失落。
    而另一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可能还没有找到一种游刃有余的风格，或许是居住的周期太短，一年半载，或者还要再坚持三到五年。这种“草根”性的生存状况有目共睹，但已经和十年前圆明园从宋庄过渡的“波希米亚”不可同日而语。曾经在张国龙先生的工作室，听一位颇有成绩的艺术家，叙述他从前在宋庄落魄的历史，苦难讲出来非常人所比。为什么十年之后的历史不能重演，其实是后来者应该审视的问题。
今日宋庄，大行其道的风格主义；比几个人因为生计而沉溺于“行货”的情形更为可怕。前者以其市场收入、稳定的展览和由利益而构成的交际，和风细雨地瓦解了早期艺术家的实验精神。
    像喝多了水的海绵。如果说宋庄艺术地位的散失是一个必然，那么促使其走向偏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早期成功的画家和一些资深的艺术家，已经逐渐脱离了这里；即使那些还生活于此的，也基本上和今天热闹的宋庄人事没有关系。成功者的范例并没有把后来者引到探索新领域的热情，更多趋炎附势的审美把心思“寄生”在成功艺术上。以模仿和迅速被认可为能，丧失深层思考和交流，拒绝实验的风险和缓慢。实验艺术正在成为一片缩水的土壤是宋庄不争的事实。
    栗宪庭先生近年来低调的处世方式，和一些国际大展频频与体制内策展人的相互献媚与接纳，使身处宋庄的年轻艺术家失去引导的方向和坐标。今天，许多新一代艺术家很少意识到这一问题；作为较晚进入宋庄的一代，他们的心思更多地散却在宋庄周围的大兴、辛店、白庙和喇嘛庄等村子。这些人热衷于网络交流，态度明确；没有太多的文化负担，却有着更为张扬的内心世界；他们只为他们的同路人创造，有人甚至不屑任何大小展览（只为此我向你们致敬）；他们充满天生的热情和信心，以为风水会轮流（他们忘了《对伤害的迷恋》的老栗）。
    另一些，又在把宋庄当作安情怡性的基地。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安排好了一切，也可以假设他已经退休了（即使他年纪不大青春还在，他已经艺术退休了）；在这里，他要努力实现他年轻时没有完成的美术创作；或者埋头于印象兼写实或以及抒情的写生；或许已经实现了材料民族写意化风格。栗先生的艺术观点远不如他的形象（请准备好相机），和一文半纸在他们的展览和画册出现解心中的渴（他们进村后就该打听，多少钱一篇老栗的文章）。
    再回到我前面提到的朋友，我想，他们所以感触我，不会是什么勇气，与熟识艺术史的机智——这说来是多么重要。在与画家严欧的一次对话中，我找到了答案。这个有着迷离的眼睛的小朋友，诱人的嗓音告诉我，成功不是意味着利益，而是获得风度。这就是那些已经得到了利益的同志，为什么要深入宋庄的原因？这就是说它在某些人的心中还有价值。问题是一个人会以什么样的艺术，能以什么样的艺术获得风度？